中国教育学会秘书长 杨念鲁在江苏省教育学会2014学术年会上的讲话

发布人：   发布时间：2015/2/27 12:19:51   阅读：4740

摘要：中国教育学会秘书长 杨念鲁在江苏省教育学会2014学术年会上的讲话

尊敬的金波部长、朱厅长，各位领导、各位同仁，大家好！

                                 在江苏省教育学会2014学术年会上的讲话

中国教育学会秘书长 杨念鲁

（2014年12月28日，根据录音整理）

 江苏省教育学会的工作在全国教育学会系统是走在前列的，特别是近年来，在规范组织行为、创新学会活动方式等方面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连续几次在我们的年度工作会上作典型发言，介绍经验。这次来和同志们进行深入地接触和交流，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利用这个机会，我也想结合中国教育学会这几年的发展情况以及我们对未来发展的思考，谈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社会组织特别是教育类社会组织面临的发展形势，也就是挑战和机遇；二是结合中国教育学会的事业发展规划，谈谈我们的工作思路。

 第一个问题，社会组织面临的发展形势

 我刚到学会工作的时候，有一位领导同志给我讲了一番话。他说，我们国家过去经历了两个“三十年”。第一个“三十年”是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这个时期主要是强化政府的作用。因为一个新政权刚刚成立，方方面面的原因决定必须强化国家机器，必须在很多方面集权，几乎一切都是政府主导。改革开放以后，这种集权式的管理方式带来的“政府失灵”越来越暴露出来，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信息垄断、资源配置不合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低下，等等。小平同志提出来改革开放，开始了第二个“三十年”的市场经济的培育，政府花大力气培育市场，实行市场经济，比较有效地解决了“政府失灵”问题，但又发现市场也是要失灵的。由于标准不统一、信息不对称、服务不到位导致的生产和资源配置的盲目性和无序化以及资源的浪费，等等。如何解决好这两个“失灵”呢？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大力培育中介组织（我们叫“社会组织”），在政府和市场之外形成一个“第三方力量”，是解决“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比较有效的方法。这位老同志预言：未来的三十年一定是社会组织大有可为的时代。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里反复地强调，新一届政府上任时李克强同志在答记者问中也释放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就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创新和完善社会治理结构。怎么转变政府职能？就是要大力发展和培育社会组织和中介组织，改变它过去的地位，发挥它在公共治理和公共服务中更重要的作用。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教育中介组织的必要性。

 首先，是教育行政管理职能转变的需要。我本人也在教育部工作了20多年，对这一点有深切的体会。过去，政府管的太多啦，管得了管不了都要管。总觉得事情掌控在自己手里，比较踏实。十八大以后，开始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的主要要求是，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这个转变体现在两个放权上：

 一是就全国而言，最大限度地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凡是微观事务的管理，一律交由地方管理，凡是由地方管理更加方便有效的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这是放权的第一个方面。到学会工作以后，有机会从另外一个视角反思过去的工作内容、工作方式，我才发现，过去我们做了很多不该我们做的事，很多事情我们根本做不好，也没有能力做。这些事我们自己揽在手上，把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上，耽误了大好时机，剥夺了很多人为社会做贡献的机会。

 第二个放权是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全部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政府职能转变以后，谁来补这个“空缺”？谁来承接？那就是社会组织。过去我们理解一个教育学会也好，一个什么协会也好，特别是学术性的组织，大家往往觉得，不就是一帮退了休的老人在那儿自说自话嘛，做点拾遗补缺的事情。从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来看，将来的社会组织，不是一帮退休的人、一帮兼职的人想做什么做什么，能做什么做什么，做不了什么也没太大的影响。今后社会组织要成为公共服务和公共治理的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就教育而言，到底应该把哪些权力由政府转移、下放给社会组织和其他的第三方机构？我个人认为，以下这些权力都是应该逐步下放的：一个是专业标准的研制，一个是专业资质的认定，第三个，专业咨询，第四个，对教育的评估，第五个，对教育的监督，第六个，教育培训和专业服务。

 还有科研成果的推广和转化，这个都不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政府要通过把握方向、制定规划、制定政策，配置资源，进行宏观指导。具体事务都应该交给教育中介组织去做。

 其次，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中国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特别是《义务教育法》颁布近三十年来，教育规模发展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还有一个公平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还有很大的差距。今后，教育发展的方式要转变到内涵发展、提高质量上来。提高质量至少有三个重要条件。

 一是要有专业支撑。特别是从业人员专业素质的提高。没有从业人员专业素质的提高，基础教育的质量提高就是一句空话，而这方面恰恰是政府的短板。促进广大校长、教师专业素质的提高，除了政府制定政策、提供条件以外，它没有更多的手段和方法，这恰恰是专业组织的优势。

 二是要有第三方评价。怎么样提高评价的公信度？这个政府自己做不行，不能自说自话。政府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需要把它交给专业组织，也就是第三方组织。

 三是要有多元化的服务。教育内涵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选择性、多样化。多样化带来的很多对于资金的需求完全靠政府提供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那么由社会组织包括中介组织，通过成果转化、专业服务，换取更多的资金来支持我们内涵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力地培育社会组织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

 再次，参与教育公共治理的需要。公共治理需要政府职能的转变，怎么转变呢？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所谓管制型政府，就是一切都是政府说了算。治理和管理有很大的不同。我想，为什么现在反复地提“公共治理”这样一个概念？我觉得“公共治理”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广泛的参与性。不是政府一方说了算，而是大家一起来，共同解决事业发展过程中的若干矛盾，形成一个有序的解决问题的机制，这才是公共治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组织一定会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同时社会组织还可以成为政府和服务对象之间一个很好的纽带和桥梁。

 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教育社会组织的发展面临着非常好的政策环境和机遇。但是挑战也很严峻。问题不能光看一方面，我们确实面临着好的机遇，但是我们社会组织自身能不能满足政府职能转变、参与公共治理的需要？

 从中国教育学会和全国教育学会系统的总体状况来看，我认为，现在还远远不能满足这样的需要。我们至少有三个突出的问题没有解决好。

 一是缺少独立性。中国的社会组织都缺少独立性。作为社会组织，我们除了要在民政部门注册以外，还必须有一个主管部门，而西方的社会组织，只要在税务局注册登记就算合法，年检不合格就注销，就像注册一个企业一样方便。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我们的社会组织都要有一个主管部门。但十八大已经提出来了，一部分社会组织要脱离政府，叫无主管部门，自我约束，自我发展。但是像教育这样的社会组织目前还不能脱离政府主管部门。我们也跟民政部探讨过，中国教育学会什么时候可以脱离教育部？答复是“暂时没有时间表”。你可以有一个主管部门，但主管部门对你的管理方式以及你跟主管部门的关系要处理好。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往往变成了主管部门的附庸。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在西方被称为第三方。为什么叫第三方？因为它是完全独立于政府的。它可以对政府提供服务，同时也可以对政府进行监督。什么叫参与公共治理啊？对政府进行监督，也是一种参与公共治理的方式。但是我们的社会组织往往是不独立的，是附庸在政府身上的，这是第一个不适应的地方。

 二是专业化程度不高。跟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组织相比，我们的专业化程度远远不够。就拿中国教育学会来说，尽管被认为是建会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影响力也最大、资源最丰厚的全国性的社会组织，但是坦率地说，我们自身的专业性并不强。表面上我们拥有方方面面的专家，但是这些专家参与学会开展的活动、为学会提供的服务还不够。现实情况是组织体系不健全，大家可来可不来，粘合度不够。另外一个方面，从专家自身来看，系统的、专业化的服务也做得不够。这是第二大问题。

 三是管理运行不规范。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还有很大的不适应，不适应政府职能的转变。制约因素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教育服务的市场化程度不够。这是我们国家多年来实施计划经济加上我们政府是全能政府、大包大揽这样一个体制造成的。大家还是习惯于有事找政府，出了问题、有了困难都去找政府，不习惯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或者是寻求支持，这就使得中介机构独立发展缺乏肥沃的社会土壤。

 第二，政府购买服务的制度不健全。我们了解西方社会组织发展，每年预算确定以后，西方政府有一个购买服务的清单，并向社会公布。凡是自认为有能力、有把握能够服务好的，自己去申请政府的购买。但是我们现在中国没有一套完整的教育服务清单，也没有公开地向社会购买服务。所以，从制度上也是不健全的。

 第三，中介组织的相关立法比较薄弱。不同部门关于社会组织管理的文件经常“打架”。我到了学会工作以后才发现，民政部的很多要求跟教育部的不一致，不知道该听谁的。我们遇到很多具体问题，不知道这个事儿该做还是不该做，打电话或者写报告到上级机关去问，往往得不到明确答复，因为没有这样的法律法规。有时候我们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凭我们的政治敏感性以及对政策法规的理解和把握，试着去做。做成了，没出问题，说明这个事还可以做，我们接着做，但心里没有底儿啊。什么原因？因为缺少一套完整的、合理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保障。所以教育社会组织下一步的发展，一方面要靠自身要努力，健全我们的组织、规范我们的行为；另一方面，政府也要逐步明确对社会组织的基本要求，建立起相应的条件和法律法规。

 好在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好的趋势。举个例子，去年教育部发了一个文件，把五十多项政府职能转移给事业单位，也包括转移给中国教育学会。转移给教育学会的有三项：一是基础教育优秀教学成果奖的评选，二是基础教育“教学名师奖”的评选，三是基础教育教学成果的推广。这给中国教育学会的发展带来了很好的机遇和动力。今年上半年，我们受教育部委托，组织评审了建国六十多年以来首次基础教育优秀成果奖。明天专题学术讨论会的主角李吉林老师的情境教育，就是这次评选出来的两个特等奖之一，由国务院来表彰。这个事情做了以后，对于中国教育学会的发展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我有一个直观的感受，以前我们跟有些省沟通工作（当然不是江苏省），人家不是很配合，甚至觉得我们给他们添麻烦了。自从这个奖评了之后，有好多省主动来找我们，说：“我们这次评的奖比较少，什么原因啊？以后能不能帮帮我们？”至少大家感觉到，社会组织能够做事，而且能够做大事。

 以上是简单地把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做一个简要的分析。

 第二个问题，结合中国教育学会的事业发展规划，谈谈我们的工作思路

 首先是工作方针。中国教育学会2012年换届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研制学会事业发展规划。这个规划起草8个多月，去年初正式颁布。规划里对学会工作方针的表述是三句话、24个字。下面我分别做一点说明。

 第一句话：学术为本，服务立会。过去我们强调学术比较多，强调服务比较少。这两点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作为一个学术组织，不深化学术研究，不开展学术交流、学术推广，就没有生命力。但是，仅仅是纯粹地搞学术活动，不把这些学术的成果凝练、转化成服务内容，就不可能接地气，也不可能为教育改革和创新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很可惜的是，中国教育学会成立三十多年，开了很多次学术年会，几乎没有资料保留下来，也没有太多的成果转化成教育专业服务。总结三十多年学会工作，我们有针对性地提出这样一句话。离开了专业服务、专业指导，学术活动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变成空谈；而服务又必须以学术为引领。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第二句话：注重质量，突出特色。为什么要注重质量？我们过去开展了很多活动，热热闹闹，完了以后呢，效益并不是很持续，什么原因？质量不高。特别是将来在中国开展教育服务的社会组织，不止中国教育学会一家，也不止教育部现在主管的190多家社会组织，可能将来是几百个。十八大提出“一业多会”，就是要形成竞争态势。靠什么竞争？当然是靠质量。谁能够真正赢得大家的欢迎、赢得大家的支持，谁就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就看你的服务质量如何。质量不好，自然被淘汰。未来政府购买清单出来之后，并不是谁的规模大就一定要拿得到。中国教育学会是业界“老大”，就一定能拿到？我看不见得。其他组织如果更有竞争力，那这个政府购买就会落在别人身上，不是非你莫属。所以一定要注重质量。同时要突出特色，任何一个组织，如果失去了自己的特色，跟别人雷同，那么生存空间就一定会受到威胁，就不会有太长的生命力。

 第三句话：扩大交流，合作创新。作为一个社会组织，一定要扩大交流面，寻求合作，扩大影响力，不能单打独斗，要形成广泛的同盟。包括我们和各个省、市教育学会之间的合作、联系，大家一起来合作谋事。坦率地说，目前我们做得还很不够。作为秘书长，我一直在努力寻求和地方教育学会的合作。但是很遗憾，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想出非常有效的方法。省里的同事好像不太愿意和我们合作。有人跟我说：“你们是竞争关系。中国教育学会到省做了事，省教育学会就没事儿干了。”但是我总觉得这个说法不对。教育事业蓬勃发展，需要专业支持和服务的学校太多，是我们的服务远远不能满足基层的需要，而不是服务“饱和”了。另外，我们和地方学会可以“错位”发展，既联合，又有分工。恐怕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合作机制。这是我们下一步应该努力改进的。

 其次，是战略选择。也是三个方面。

 一是开放办会，借力发展，形成合力。不能一个秘书处带着50个分支机构自己来做事，一定要广泛地寻求合作伙伴，包括跟企业、跟其他社会机构合作。我们这两年跟企业合作，尝到了一些甜头。企业有服务教育的愿望，也有服务教育的实力，它愿意花钱来做这个事情，需要借助学会为它提供平台和品牌。为什么不给它？只要它是规范的，是符合教育规律的，对教育发展有好处、对基层学校有益处，为什么不给他这个平台？过去我们不敢给，这两年尝试了，发现大有可为。借力发展，有时我们自己力量不强，基础比较薄弱，我们就可以“借船出海”，可以借助别人的力量来发展壮大自己。这是我们的战略选择之一。

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就跟刚才说的形成特色是一致的。不是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去做，低端的事情我们基本上不做，没有特色的事情我们尽可能不做。所以要有选择。我刚到学会的时候，不允许我们选择。我们是端着个锅，到处去要米，要米来做饭，谁给我米我都要。通过这三、四年的发展，我们现在可以选择了。现在差不多每周都有到我办公室来寻求合作的人，有企业的，也有其他社会机构的。哪些可以合作，哪些不能，我们要有个选择。

 三是“保留大脑，下放四肢”。这是个形象的说法。也就是说，我们尽量不去做那些具体的事务性工作，我们只做整合资源、搭建平台的事，让那些更加专业化的服务团队来做具体的服务工作。我们要利用自己的优势，也就是“大脑”优势。我们有丰富的专家资源，有丰富的学术成果资源，这就是我们的“大脑”。我们要做的是创意，是孵化，是搭建平台、整合资源，多元化、针对性地提供服务。这个服务不一定是我们学会自己直接来提供，政府可以购买我们的服务，我们用这个钱再去购买更加专业的团队的服务。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合力，也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分工，大家一起都有事情做，把事情做得更好。

 所以，用这样一种理念，我觉得我们跟江苏省教育学会一定能够找到合作的机制，一定能找到合作的事情，只不过现在我们还没有找而已。这是我们确定的工作方针。

 第三是目标任务。我们的总的目标可以概括为：建成“一体两翼”。什么叫“一体两翼”？以学术能力发展为主体，拓展学术交流与专业服务为两翼。这跟“学术为本，服务立会”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准备用五年左右的时间，把学会基本建成学术引领有力、专业资源丰厚、公共服务到位、交流合作深广、组织建设规范、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教育学术组织。

 中国教育学会，特别是秘书处，包括我们的分支机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四年工作下来，我体会到我们就是架子工。我们自己不是专业人员，我们就是给别人搭平台，搭各种各样的平台，适应不同服务的需要。围绕总的目标，我们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任务：

 1、以学术资源和能力建设为基础，推进教育科研创新和成果转化。这是我们中国教育学会作为一个教育类的社会组织必须要完成的一项任务。

 一是完善资源建设。主要指“两库”建设，一个是专家资源库，一个是学术资源库。我前面说了，很可惜，中国教育学会建会这么多年来，很多宝贵的学术资源没有保存下来。从这次换届开始，我们就有意识地把有价值的学术资源都保存下来。参与我们活动的各方面的专家资源，也有意识地把它纳入我们的资源库。所以“两库”建设是中国教育学会一个长期的重要任务。

 二是打造学术品牌。民政部对社会组织进行评估、评级，其中一条是“是否有品牌活动”。什么叫品牌活动？它有一个定义：连续三年举办，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就叫“品牌”。如果按这个来评判的话，中国教育学会目前应该有几个活动是可以叫做“学术品牌”。包括我们的学术年会，一个月前，我们在北京二中举办的第二十七届学术年会，金波同志也去主持了我们一个分会场。应该说，学术年会一年比一年办得好。本来今年的会场是计划600人，结果最后达到了1100多人，很多人在外边等着，站在二中门外，非要进来。这个学术年会结束后，我到深圳参加我们分支机构音乐分会的一个课堂展示活动，有6000人，我真是没想到！当然同时我也非常担心，这么大规模的一个活动，万一出点安全问题不得了。我是想说，它的学术影响力、学术品牌开始造就出来了。

 三是创新教育学术研究和成果转化机制。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事情，包括安全教育的实验区、大学先修课、未来教育家高端研修等，我们都是适应这样一种成果转化。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把它转化成教育服务的内容。

 四是提升学术传播能力。大家都知道，《教育学刊》是我们的会刊，两年以前，我们又创办了《未来教育家》杂志。应该说，这个杂志在短短的两年之内，形成了很好的社会影响，深受中小学的老师们特别是中青年老师的欢迎。另外，我们对教育学会网站进行了升级改造，增加了服务的内容。同时，中国教育数字博览馆正在试点，试了两年。今年，结合我们年会，搞了第一次智慧教育展览，也比较有影响力。

 2.以科学实验为引领，推进教育实践创新。核心的目的就是发现、培育、提升、推广典型，推广那些有价值的、有生命力的教学成果。第一，我们加强实验区、实验校、实验园、实验基地的建设。第二，加强基础教育教学专题研究的调查研究。第三，加强实验成果的推广和应用。结合这次优秀成果奖的评审，我们专门制定了推广方案。特等奖和一等奖，总计大概有50项，由中国教育学会为主来推广；还有300多项二等奖分别交给各个省、市去做。对这50项成果，到底怎么才能够真正地让它推广出去，被广大教育工作者接受、借鉴、发扬光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这次我们还想跟李吉林老师当面去沟通和商量一下，这个特等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推广更好。

 3.以服务大局为重点，提升参与公共服务和公共治理的能力。有三个方面的工作可以做：一是发挥资源优势，积极地承接政府委托的工作。到目前为止，我们承接教育部和有关司局的委托任务，大概已经有五、六项，有的是有经费的，有的基本上没有经费，但是我们都承接。比如中小学安全标准的研制，这个教育部交给学会来做。我前面说的优秀教学成果奖的评审，这是教育部交给我们的一项大的工作。最近，督导办又交给我们一项任务，让中国教育学会来研制中小学管理水平评价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案。今后，教育部可能要引导各个省份对中小学的管理水平进行评价。这个评价的结果，中国教育学会要进行大数据分析，在这个基础上写出相关的咨询报告交给教育部，这也是教育部委托购买服务的一项内容。另外，大家都知道，去年在全国首批建了三十个基础教育综合质量评价的实验区，由中国教育学会和其他两个兄弟单位一起对实验区进行指导和帮助，提供专业支持。除了接受教育部的购买服务以外，我们还跟有些地方，比如成都、深圳、北京的东城区，有很多教育购买服务的内容。

 4.以服务会员为核心，提升服务一线的能力。过去，我们不太注重会员的发展，更不注重对会员的服务。作为一个社会组织，不同于其他事业单位的一个本质的区别之一，就是社会组织是由会员组成的。会员是我们首先要服务的对象，满足了对会员服务的同时，再扩大我们服务的面，扩大我们的影响。这一点上，一定要把它做好。这里面我们想把握这么几点。第一，首先要很好地发展会员，让会员知道这样一个组织能够给你帮助，能够给你支持，让他加入会员。其次，要很好地去了解会员的需求。我们过去不太注重会员到底需求什么，希望我们给他什么样的支持，所以我们也创设不出什么针对性很强的服务，当然他也就不满足。第二个，要设计出针对性非常强的项目，区分不同类别、不同层次会员的需求，有针对性地给他提供多元化的服务。第三，联合其他的社会组织和机构，一起来实施对会员的服务。最近我们在尝试，在青岛，由一个民办非企业实体来负责发展中国教育学会的会员，然后提出会员的服务需求，由中国教育学会这边来跟它一起组织实施，区域化地进行服务。这种尝试我觉得是有生命力的。第四，要线上线下的服务相结合。平常的服务可能更多靠线上，线下可以开展一些专题服务活动。

 第四是工作保障。一个社会组织要健康发展，必须要有坚强可靠的工作保障。包括制度、人员、经费、条件等等。

 1.完善组织机构和制度建设。过去我们的社会组织在制度建设和自我机制完善上，应该说有很大的漏洞，中国教育学会也不例外。我刚到学会工作不久，就听到这样典型的例子：某个省教育行政部门发文，说中国教育学会评选的论文不能作为教师晋升的参考。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东西质量太差了，根本没有公信力，人家不认可你。这三年，我们下大力气规范组织行为，提升我们的正面形象。我把它叫“洗脸”，我说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脸洗干净。你脸上很脏，人家看都不要看你，你怎么去为人家服务呢？首先要让自己漂亮起来，人家愿意多看你几眼，你才有机会跟人家搭讪，才有机会跟人家沟通，最后实施对人家的服务。这方面，我觉得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中国教育学会这三年制定了很多办法和规则，当然也遇到很大阻力。但是，经过这三年的努力，大家越来越认可，规范只会给我们带来机遇，只会给我们带来幸运，不会给我们带来负面的东西。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应该很好地去做。如果这一点做不好，我们就是有再好的创意，再好的发展战略，我们也不可能把它实施好，也不可能得到大家的认同。

 2.加强网络和信息化建设。信息社会里，一个社会组织对会员的服务也好，对其他服务对象的服务也好，仅仅靠线下服务是远远不够的，线上服务是可以大大地扩展服务面，灵活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效果。如果一个社会组织没有这样一个庞大的线上服务的体系和内容，组织的发展也会面临着很大的困难。

 3.要有经费保障。一些省里同志总是跟我抱怨，学会工作没有经费，无米之炊。没钱怎么干事呢？说老实话，我刚到中国教育学会工作的时候也没钱。大家想象不出来，一个国家级的社会组织，一年的差旅费总共只有两千多块钱。但是这几年我们的经费不足的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我们没有去坑蒙拐骗，也不去迎合“应试教育”的需求、做违反教育规律的事情，更没有违背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完全靠我们自己的专业服务。目前我们基本上可以筹措到能够满足我们眼前发展需要的资金。钱从哪儿来？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是会费收入。广泛地发展会员，会员多了以后，会费自然就多。当然，会费收入目前还只占一小部分。第二是政府购买服务的资金。中国教育学会的资金构成中，政府购买服务占了大约三分之一，包括教育部或者其他省市政府购买学会专业服务的资金。第三是为适应服务对象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一些像培训、教育咨询等专业服务的收入。这些专业服务合理地收取费用。这一项大概也占我们中国教育学会将近三分之一的收入。另外，品牌使用和管理费用。我们有很好的品牌。记得我刚来学会的时候，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陈小娅跟我说，你们中国教育学会捧着个金饭碗到处要饭吃。我当时没理解“金饭碗”这三个字，这两年我有了深切的理解。就是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品牌。这个品牌把它运用好了，就能获得正当的收益。我刚才跟金波部长说，差不多每周都有人来跟学会谈合作，大部分都是想利用学会这个品牌。如果说让人家利用这个品牌能够替我们把服务做好，何乐而不为？只要他的诉求我们可以满足，又不违反组织的章程和相关规定，为什么不满足人家？当然，我们要慎重选择，还要建立品牌使用的规则和制度，要签订协议，有法律保障，还要保证能控制得住不出问题。在这一点上，我建议大家要解放思想，但一定要建立合理的约束机制。最后一个经费来源的渠道：赞助和基金。中国教育学会去年发起成立了一个基金会。这个基金会的宗旨就是，募集的资金主要用于支持教育学术成果的转化。这样，又多了一个经费来源，而且是合理合法的。

 把这些保障条件都很好地解决了以后，那我们社会组织发展的空间应该是非常大的，动力也是非常强大的。当然，我们还有一个自身品牌建设的问题。这个问题较复杂，今天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今天说这么多，把我们的有关做法、想法和大家沟通一下，希望对江苏省教育学会下一步发展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作用。当然我们做得很不够，还需要大家鼎力支持。特别是我们怎么样跟省学会一起联起手来，对我们江苏省的广大教育工作者能够开展一些非常有针对性的、有成效的服务。我们愿意做这方面的努力，也希望大家给予配合、支持。谢谢大家！